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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51章 百花齐放[2/3页]

  23年6月,蔡元培向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提议:由八校教授会公推一个董事会,“负经营八校之全责”,而各校校长则“先由各本校教授会公推,再由董事聘请,不复受政府任命,以保独立之尊严,而免受政治之影响”。这个提议的核心,是由公推的董事会代替政府来行使管理大学之“全责”。用心不可谓不良苦,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,他的这个提议胎死腹中。

  其二是继续加强学生自治。蔡元培充分赞扬学生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“自治能力”、“自动精神”及其“自信”,因此在五四之后,他愈加注重学生的自治。11月他支持学生会通过了《北京大学学生会章程》,认可学生会有更大的自治权力。同时,他以更大的力度鼓励和扶持学生的各种社团,如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、社会主义研究会等,蔡元培都尽最大努力予以包容和扶持。

  他对学生会创办的平民夜校倾力犹多,原因也与五四运动直接有关。这场运动由最初的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民众运动,蔡元培看到了民众的力量,也认识到民众教育的重要性。他倾力扶持平民夜校,实乃既把它当作学生自治的重要组织,又当作教育和唤醒民众的重要途径。

  在此期间,蔡元培做了一件更惊世骇俗的事是,在北大实行男女同校。

  1919年5月19日,20岁的邓春兰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了一封《春兰上蔡校长书》,主张女性应与男性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,要求北大率先接收女学生,实行男女同班。

  她在这封信中写道:“今阅贵校日刊,知先生在贫儿院演说,主张男女平等。我辈欲要求于国立大学增女生席,不于此时更待何时?春兰愿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,如蒙允准,即负笈来京,联络同志,正式呈请。”

  在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年代,邓春兰有这样的见识,得益于她的父亲、民国教育家邓宗的培养。邓春兰是家中的第三个女儿,她和两个姐姐一样从小就在父亲的支持下不用缠足。1911年高小毕业后,她又随父到兰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,期间接触到不少进步书刊,毕业后在兰州一所小学任教。

  尽管蔡元培等进步人士曾多次提出男女教育平等的主张,但当时北大尚未招收女生。不能进入大学深造的邓春兰想要改变这种性别不平等,于是选择致函北大校长。不巧的是,蔡元培刚刚于5月9日愤然辞职,返回绍兴老家,因此未能在第一时间读到这封信。

  等不到回信的邓春兰,6月份又写了一篇《请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毕业暨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书》。她以西方国家作为参照,主张中国女性在教育、职业、政治权利上应与男性平等;倡议在大学附近为女性创办补习班,帮助受教育水平不足的女性通过努力获得大学入学资格。

  她将这封“同志书”连同给蔡元培的信一起发给新闻界。1919年8月3日被北京《晨报》发表,很快获得上海《民国日报》以及英、法人士所办报纸等多家转载,引起社会关注,也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支持。在邓春兰的带动下,多地教育团体和女青年们也开始呼吁要求大学解除女禁。

  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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