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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18章 永存缅怀之地[2/3页]

  尺高了,城门低隘,壅塞成为常态,一副衰落的景象。

  不仅是胡书达和乌海两个来自后世的人,邵友濂等地方官员也同样难受,这就是这个时代与洋人的差距啊。

  对于清朝所有的大城市,所有来自后世的兰芳创始人都做了不少功课。

  上海自南宋成镇,元设县,直至明中叶都没有修筑城墙,整个上海地区地势平坦,明朝屡次遭受倭寇进犯,烧杀掠抢。

  据万历县志记载,“杀歼兵民甚众,纵火焚庐舍及县署,邑里为墟”。

  形势严峻,为抵御倭寇,守护上海民众,嘉靖年间,时任光禄寺卿的上海人顾从礼上奏朝廷,主张迅速“开筑城垣,以为经久可守之计”。松江知府方廉更是言明,不筑城墙等于把百姓送交盗贼。

  朝廷经过调查,上海的汇报如实,批准了筑城申请。松江知府方廉接到批准后立即下令征集捐赋,勘定基址,趁倭寇暂退之际赶筑城墙。

  上海民众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,踊跃担土运石,捐钱、捐物、捐地,仅仅两个月时间,一座周长9里、高2.4丈、六座城门的环形城墙便拔地而起。另外,城墙外绕水壕,长1600余丈,宽6丈,深1.7丈,连接肇嘉浜、方浜,通行无阻。

  据历史文献记载,当时,顾从礼捐粟4000石,用以帮助修筑小南门;县学博士王相尧亲自指挥拆屋、捐地,倾尽所有家财助役;太常卿陆深的夫人梅氏捐田500亩、银2000两,拆屋数千间,助筑小东门,留下一段佳话,故小东门又名“夫人门”。

  可光绪二十六年,就有不少上海人酝酿拆城,三十一年(1905年),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董事李平书直接提出“拆城垣、填城壕、筑马路,形成环城圆路”的变革思想,并到处游说。

  次年,姚文枏领衔具禀上海道台,提议“拆去城垣,环筑马路”。

  民间对上海城墙深有感情,而且也认为城墙依旧有“保全地方,以弭隐患”的作用,故成立了“城垣保存会”,并直接向两江总督府发电报,申请禁止拆城,“拆城派”和“保城派”对立起来。

  后来在绅董曹骧等折中派人士的调和之下,达成“不拆城墙、增辟城门”的协议,宣统元年新辟尚文门(小西门)、拱辰门(小北门)、福佑门(新东门),并增高拓宽宝带、朝阳、晏海3门。

  好景不长,仅仅过去两年,1911年年底,上海光复,时任上海民政总长李平书再次大声疾呼拆墙。

  姚文枏等借此机会,随即呈文江苏都督、沪都督及上海民政长,强调为了上海商埠的兴盛,“非亟拆城不可”。李平书自然不会拒绝,立即批复,并要市政厅专门组织城壕事务所筹款募役,负责拆城。

  1912年1月19日是上海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,同时也是上海古城走向历史尘埃的日子,城墙拆除工程正式动工。

  1913年6月,环城马路北半圈正式竣工,长2304米,取名为“民国路”(后改为人民路);1914年底,环城马路南半圈竣工,长3008米,取名为“中华路”。

  胡书达二人知道上海城墙的归宿,但邵友濂等人不知道,他们心里盘算的是如何改造这座落后的县城,根本就没有想过这城墙未来会烟消云散。

  看着胡书达和乌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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