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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63章 曹汝霖之苦衷[3/3页]

　　为条约，此外议定者八件（或九件），均作为换文。

　　陆总长起立致词谓：“此次贵国所提条件，我方始终努力尊重贵方意见，均已议定解决，亦是贵公使开诚布公，得以有此结果，实为两国前途之幸，谨代表**向贵公使深致谢意。”m.xbiqiku.com

　　日使亦答言：“贵总长深知两国关系之切，前途非和平亲善不足以增加友谊，顾全大局，至为感佩。尚有第五项各条，亦希望开诚商议，则两国亲善友谊益臻巩固，不但为两国前途庆，实为维持东亚和平庆，务请贵总长谅解此意。”

　　陆外长答谓：“此次会议，本席已尽最大之努力以酬贵国之愿望。至第五项，贵国本为希望条件，本**亦以贵国提出此项条件，有损两国友谊，本席绝对不能应命商议，务请原谅。”

　　日使请交换意见亦不允。日使再三要求，陆外长遂正色说：“此等条件不应对于对等友邦提出，本席无论如何，不能商议，应请贵公使撤回。”言颇激烈。

　　日使亦谓：“为两国谋永久和平合作，本国**才提出条件，贵总长谓有碍两国友谊，实深遗憾。”遂于不欢中散会（原注：以上记述，因年代久远，手头又无资料，只凭记忆，头绪纷繁，大略如此，难免有错之处，深抱不安）。

　　休会至一星期，余亦不去见日使，彼此僵持，濒于决裂。

　　当日本提出廿一条向我国交涉以前，以盟邦关系，曾通知英政.府，但不提第五项。后闻我国因不肯商议第五项，濒于决裂，英报提到第五项，日政.府从没有向英政.府提过，这种重要条件，不先告友邦，有欠诚意。

　　西报又谓，日本想独占东三省，与美国开放门户，利益均沾，实有违背之意。

　　日本曾来责问中国事前泄漏，有违预先声明，我方自然极力否认。其实当时英国名记者莫理逊，美国记者端赖均在北京，与参事顾少川（维钧）、五梯云（朝枢）等时有往来，会议情形知之甚详。日使因无凭证，只口头抗议亦无他法。

　　余以会议僵持已久，终须设法打开，遂向总统建议，请密遣公府顾问有贺长雄博士，回国向日本元老疏通。

　　总统问，此着有效否？

　　余答，有贺博士在日本不但学者地位很高，他在明治初年设元老院时即是元老院的干事，与陆奥宗光（甲午中日之战后与李鸿章在马关议和时之日本外相）同事，故于元老方面，颇有渊源。日本政.府对于元老很为尊重，元老都是持重有远见之人，若告以第五项条件不但于两国不利，且易引起人民仇日之心。我曾与有贺谈过此次交涉情形，他亦很以为然。请总统召见有贺，假以词色，恳切相托，他必肯效力。

　　总统遂特召有贺进府，告以此次日本提出的觉书，由外交部总、次长尽最大之努力，以副日本之愿望。今日置公使又要求商议日本希望条件之第五项，实在令我为难，请回国向元老详细说明，请其谅解，顾全两国之友谊。君必能谅解我意，及政.府为难情形，务请善为详辞。

　　有贺果然自告奋，愿回国尽力向元老报告，力说利害。

　　时日本元老以松方正义侯最关心中国情形，有贺见松方侯陈说此次中国政.府已尽力商结日本觉书之各条，日置公使又要商议希望条件之第五项，未免逼人太甚，难怪中国政.府为难不肯商议。

　　松方侯听到第五项，似未知道，又听有贺报告第五项内容，面现诧异之色，随即召加藤外相，访问他觉书中有第五项，何以没有报告？

　　加藤说，这是希望条件。

　　松方即说，既然只是希望条件，对方不愿开议，即不应强逼开议，设若交涉决裂，你将何以处置？

　　加藤答，不惜使用武力，不出三个月中国可完全征服。

　　松方笑说，莫要把中国看得太轻，若用武力，恐三年未必成功，遑说三月，应速自行善处（日本对善处之语，意颇严重）。

　　加藤知是有贺进言，遂令监视有贺，不许行动，幸有贺已完全报告矣。

　　加藤外受盟邦猜疑，内招元老之诘责，进退两难，图穷而匕首见，竟决下最后通牒，以强迫我国；一面又将第五项在最后通牒内谓“暂时脱离，容后再议”。这种措词等于自行撤回，对外尚箭拨弩张，对内已色厉内荏矣。

　　陆公使（宗舆）亦探得内容，密电报告。

　　最后通牒电达北京日使馆，一面将副本送达中国驻日陆公使，陆公使即电告外交部。

　　而北京自使馆方面接到通牒，不即送交我外部，由小幡来见我说，政.府即预备下最后通牒，不惜一战，若将第五项酌议几条，即可免此危险。

　　我答以贵国已将最后通牒副本送达我国驻日公使，已来电报告，公使为政.府代表，送交公使，即无异送交我政.府，既下归后通牒，有何再商之可言？小幡语塞而去。

　　日本外交官总想得寸进尺以邀功也。

　　翌晨，日使即将最后通牒亲到外交部送交陆总长，态度严重，不发一言。陆总长只说了“可惜”一语，他即告辞。日方一面关外调动军队，渤海军舰游戈，迨下通牒后，训令日侨预备撤退，下戒严令，尽其恫吓之能事。

　　此次会议，我与陆子兴总长，殚精竭力，谋定后动，总统又随时指示，余每晨入府报告，七时到府，总统已在公事厅等着同进早膳，报告昨日会议情形，讨论下次应付方针，有时议毕又入府请示。

　　陆闰生公使（宗舆）又以日本内情时常电告。

　　陆总长确能恪遵总统批示，决不越出批示范围。正式会议之外，又有侧面商谈，卒以说动日本元老挽此危机。

　　日本所提之廿一条，议结者不满十条，而第五项辱国条件，终于拒绝撤回。会议结果，虽不能自满，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努力矣。

　　揣日本此所提廿一条，包罗万象，集众大成，势力由东北、内蒙以至闽、浙，权利由建铁路、开矿产以至开商埠、内地杂居。甚至第五项要求**机关设立日本顾问，两国用同一军械，警察由日本训练，小学用日本教师，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。

　　凡此苛刻条件，思以雷霆之压力，一鼓而使我屈服。若使遂其所欲，直可亡国。幸我府院一心，内外协力，得此结果，亦是国家之福。

　　世人不察，混称廿一条辱国条件，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，不知廿一条之第五项各条，不但辱国，且有亡国可能，已坚拒撤回不议。

　　而所议定者，不满十条。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，以讹传讹，尽失真相。尤异者，我虽列席会议，而此约之签字者是外交总长陆徵祥，我是次长何能签为？世人都误以为此约由我签字，张冠李戴，反未提及陆氏，亦是不可思议之事。

　　总统召集各机关首长、参议院议长、府院秘书长、陆军次长、外交次长等开全体大会，讨论日本最后通牒，应否接受。外交总长陆子兴尚未到，以电话催请，云与英使朱尔典会晤，等侯三十分钟后，陆氏才到，报告与朱使特别会晤情形：

　　朱使（英使朱尔典）云，今日大会，关系重大，我因关心，特于会前来见。日本因各国忙于欧战，不遑东顾，提出最后通牒，意在挑衅，测非恫吓，袁总统明白内外情势，不至中他诡计。

　　闻陆军段总长（祺瑞）主张强硬对待；我知他已秘密动员，晚间运输彻夜不停，已三星期，这明明是在备战，设若开衅，不堪设想。

　　我与袁总统是三十年老友，不愿见他遭此惨运。目前只能暂时忍辱，只要力图自强，埋头苦干，十年之后，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。

　　今日之会，重在外交，贵总长应负起责任力争，不可听陆军总长轻率之行动。我这次与贵总长会晤，不比寻常会晤，贵总长若不与我以确实答复，我不告辞，言时声泪俱下。

　　我答以今日之会，由总统亲自主持，必能慎重将事。

　　朱使又重申前言，相持很久。我见他坚定诚恳，遂答称，我必以贵使之忠告，报告总统与大会，若不照贵使之忠告，我必以去就力争。

　　朱使方辞去，故到会已迟，请大家原谅。

　　总统听了陆外长报告，遂慎重发言，谓朱使之言亦为中国前途着想。日本此次提出之觉书，附了第五项各条，真是亡国条件。今外部历时四月，开会卅余次，尽了最大之力，避重就轻，廿一条中议决者不满十条，且坚拒开议第五项，外部当局，恪守我的指示，坚拒到底，已能尽其责任，使日本最后通牒中，已将第五项自行撤回，挽救不少。惟最后通牒之答复，只有“诺”与“否”两字，我受国民付托之重，度德量力，不敢冒昧从事，愿听诸君之意见。

　　段总长即表示反对，谓这样迁就，何能立国？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

　　总统说，段总长之说自是正办，然亦应审度情势，量力而行，倘若第五项不撤回，我亦与段总长同一意见。现在既已撤回，议决各条，虽有损利益，尚不是亡国条件；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，认为奇耻大辱，从此各尽各职，力图自强，此后或可有为，如朱使所言。若事过辄忘，不事振作，朝鲜殷鉴不远，我固责无旁贷，诸君亦与有责也。

　　段总长犹持异议，谓民国肇兴，即承认此案，倘各国效尤，如可应付？总统又就大势剖析说明，我岂愿意屈辱承认，环顾彼此国力，不得不委曲求全耳，两国力量之比较，您应该最明白。段亦无言，遂宣告散会。

　　散会后，我回外部，与参事顾少川（维钧）商拟复日使照会稿。我们以为虽然接受通牒，然我方应驳之处，仍应声明，仔细斟酌，三易草稿，请少川以英文译述，亦觉妥当。

　　脱稿时已逾深夜四时，假眠片刻，黎明后，余即携稿入府，总统已在办公厅，状甚兴奋，似未睡眠。

　　正在阅稿时，日使馆即来电话，请余接话。余接话时，知系高尾，他说今日已到限期，贵方复文何时发出？我答必在期内发出。

　　他又说最后通牒复文，只有诺否两字已足，若杂以他语，彼此辩论，过了期限，反恐误事，务望注意。

　　我答知道了，即将电话挂断回报总统。

　　可知我方举动，彼均留意侦悉，总统听了，叹了一口气，即命内史长阮斗瞻（忠枢）重拟一稿，将我原稿交阅，且说将辩论之处，一概删去，只要简单，惟于末尾称“除第五项外余照允”等语。

　　后高尾又来部云，奉公使命，请先阅复文稿，以免临时有误限时，反为不便。

　　余以干涉太甚，不允交阅。彼再三要求，且说你如不允，请见总长。

　　余乃请示总长，总长说时间局促，免生枝节，即先给他阅看吧。

　　岂知阅后又生问题，他说“除第五项外”这句，不是通牒原文，须照原文更正。

　　余说这是事实，并无不合。

　　他说原文是“暂时脱离容后再说”，非照原文改正不可。秘书往还磋商，易稿数次，终不同意。直至黄昏，时限将到，仍未商妥，

　　陆总长乃谓此事由我负责，即照原文，以后再议与否，要看那时情形，不必在此时文字上争执。

　　遂定稿缮正，由陆总长及余并方秘书，亲送至日使馆，交与日使置益，已在午夜，时为五月九日十一时也。

　　是时余心感凄凉，若有亲递降表之感。

　　归途与总长同车，他说前随节俄馆，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，与杨钦差磋商不洽，后竟将条约摆在公案，令杨钦使签字。

　　杨答以未奉我皇命令，不能签字。维德拍案咆哮，出言不逊，骄横无礼，其情形比这次凶狠得多，余为传译，犹觉心悸。

　　杨使气愤填胸，年事又高，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，遂至不起。弱国外交，言之可叹。

　　余以商租事属创举，地方官恐不能明了，特召集吉奉两省特派交涉员及警察长官来京，告以此次交涉之困难情形。

　　日本提出内地杂居条件，本部以治外法权尚未收回。外人内地杂居，此例一开，各国效尤，永无收回治外法权之望，再三磋商，不得已而定商租耕地办法。

　　商租不是卖绝，又不同典租，必须定明年限，如何分利，均应照各地习惯，订立租契。租契应由官制，发交各处应用，以期划一。应贴印花收契张费等可由各省自定。至“服从中国警察法令”这八个字，争了几次，才得照允。此与主权有关，本部甚为重视，执行时不必节外生枝，亦不可随便通融。

　　至警察条例两省谅均有规定，最好两省大旨相同，以便执行时免生枝节。

　　惟须切实执行，一次通融，即成惯例，务请诸位格外注意等语而散。

　　后来两省照行，在张作霖时代，未闻发生问题，后张学良继承父业，废止商租章程，人民有以田亩商租者，以盗卖国土论。

　　日本总领事以学良片面取消两国所定之协议，提出抗议，学良亦不理。适有日人在万宝山，以商租田亩邻近地上，商租一条地为开沟引水种稻田，地主自然不敢租与，日本竟派警察保护，开始挖沟。中国亦派警察阻止，彼此冲突。日本改派军队，我方亦改派军队，双方就此开火，越闹越大，寻至酿成九一八事变之原因。故九一八事变，实起因于万宝山事件也。

　　总统以屈于最后通牒，变为国耻，发表告诫百僚书后，一时曾力图振作，督促各部，于兴利除敝应行建设之事，指示周详，以期百废俱举，于国务会议时，时时警惕，愤懑之情，现于辞色。

　　每次会议，必有新案提出讨论，且令各部按照新案，克期拟成计划，付之实行。尤其对于军事，格外注意，谓当欧战之时，不能有外力援助，只有自己努力进行，筹建炼钢厂，添设巩县兵工厂，整顿各兵工厂，福建造船厂，又练模范团三混成旅。

　　对于整理财政，发行国内公债，改革币制（废两为元），整顿税收，请各国退还庚子赔款，专办学校，有已施行，有在筹备。各部亦振作精神，努力从事，一时颇有朝气。

　　嗣以日本议院抨击政.府对华政策之失当，西报亦有夸奖袁总统以弱国外交，得此结果，总算胜利等语，遂渐生自满之心。加以左右逢承，以为日本伎俩不过如此，只要用心对付，不足为虑。

　　且忽作奇想，以为环顾世界，除美国外，君主国多，日本与中国同处亚洲，种族相同，我改共和，与日本政体不同，易生隔阂，帝制自为之思想，从此酝酿于胸。加以张勋、倪嗣冲之流，常言地方民情与共和制度格格不入，杨皙子（度）等又以中国行共和制度尚早，引美顾问古德诺之话为证。项城受此浸润之言，政事激生懈怠。

　　曾几何时，朝气又成暮气矣，真是可惜。

第163章 曹汝霖之苦衷[3/3页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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